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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虹 龙溪虎:千年回眸王安石(六)--壮志未酬 坦荡豁达

2021-09-28 12:36 出处: 人气: 评论(0
“王安石变法”是一次全方位改革,这场改革来的时候,暴风骤雨,雄心万丈,但落幕时凄风苦雨,英雄泪目。
新旧党争 变法唯艰
熙宁二年,王安石拜相,变法正式开始。大宋的政治精英们迅速分化成两派,赞成变法的称为新党,反对变法的称为旧党。神宗时期,新党得势,旧党被打压;神宗之后,旧党新党轮番上阵,两派官吏互相攻击,争斗不休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新旧党争导致朝局不稳、社会动荡,是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熙宁元年,王安石奉诏进京,筹划变法。天下风俗法度尽皆败坏,变法的环境实在太差,人们蹈常习故,极力反对变法,“虽有昭然独见,恐未及效功,而为异论所胜”。王安石虽然做好了“殉道”的准备,但为了让年轻的皇帝能经受住铺天盖地的巨大压力,王安石对神宗提出奸佞之论,通过讲学不断坚定神宗的变法决心,多次借《易传》《泰》《否》二卦的卦义讽喻皇帝要“近君子,远小人”,此时的神宗对他是言听计从。
变法伊始,参知政事唐介害怕王安石变法,竭力反对皇帝使用王安石主政,他对神宗说:“若使为政,恐多所变更,必扰天下。”神宗没有听取唐介意见,最终还是重用了王安石来推动变法。王安石举荐吕惠卿为“副手”,协助自己变法,吕惠卿先任“检详文字”,负责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事务,后擢太子中允、崇政殿说书、集贤校理,又判司农寺,使旧党大为不满,司马光又是上书又是写信,既反对王安石变法,也反对皇帝重用吕惠卿。翰林学士范镇附和司马光,连上五道奏疏反对变法,被勒令退休。司马光见变法势不可挡,请求退居洛阳,专心著书。
党争因变法而起,斗争的性质随变法发展不断变化。变法之初多有争论,因为无论新党旧党都向皇帝上过治理“三冗”、富国强兵的“万言书”。新党主张通过“革命”方式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革实现富国强兵,旧党则希望通过“修修补补”的“改良”来谋求“国运永祚”。但旧党僵化、落后,早已被时代抛弃,反对王安石变法完全是因噎废食的意气之争,比如新法尚未推行,御史中丞吕诲就气急败坏地控诉变法的十大罪状,令人哭笑不得;司马光攻击新党多闽楚人,只能用赤裸裸的地域歧视来作为反对变法的理由。
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,旧党和新党之间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。这时斗争的内容发生了变化,不再是不着边际的意气之争了,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之争。为了实行变法,大批旧党官员被逐出朝廷,失去了政治权力,比如富弼、欧阳修、吕惠、文彦博、吕公著、司马光、苏轼、苏辙、范纯仁等;而新法推行又必然损害大贵族、大地主、大商人、大官僚的既得利益。于是,旧党把目标对准王安石,发起了四次进攻,前两次失败了,后两次成功了,使王安石两次罢相。
1085年神宗因病去逝,宋哲宗继位,旧党代表人物司马光重新执政,将推行的新法大部废除,新党也几乎全部被贬职。1086年,王安石与司马光在这一年都因病而亡,但是新旧党争却没有停止,守旧派成为了朝堂上的主力军,接着发生了蜀洛党争。1094年,太后因病去逝,哲宗可以亲自主持朝政,他起用了章惇,又将宋神宗时期的新法恢复起用。
东京梦华,只换得千年一叹。史家陈寅恪认为“华夏民族文化,历数千载之演进,造极于赵宋之世”。在盛极一时的赵宋王朝,王安石变法举步维艰,没有成功实现社会转型发展,反而让北宋王朝发生激烈复杂的党争而削弱社会治理能力。
两次辞相 退隐江宁
王安石是一个改革家,由于变法仓促和旧党的反对,王安石变法的新主张被推翻,在这期间两次辞相两次再任,最后退居江宁钟山。
熙宁六年末至七年初,天下大旱,饥民流离失所,群臣诉说免行钱之害。神宗满面愁容,忧虑旱灾,担心变乱,对新法态度有所动摇。神宗与王安石商量罢除部分新法,王安石坚决反对,他言辞激烈地说:“水旱常数,尧、汤所不免,此不足招圣虑,但当修人事以应之。”但当神宗皇帝接到郑侠因反对变法绘制的流民图时,展开反复观看凄惨图画:土地皲裂,树木干枯,骨瘦如柴的流民扶老携幼,挑担推车络绎道途,路有倒毙招引鹰鸦盘旋,一派萧杀景象。神宗将这一原因归之于变法,进一步动摇了变法意志,使王安石经受了严峻考验。
熙宁七年四月,旧党鼓动两宫太后向皇帝施压。神宗的祖母曹太皇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一向反对变法,认为“祖宗法度不宜轻改”,二人跑到神宗宫中“哭谏”:“王安石乱天下”,要求罢免王安石。王安石见状,便主动辞去宰相职务。为使变法持续推进,王安石建议神宗召回韩绛顶替自己为相,提拔吕惠卿为参知政事,从旁协助。韩绛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定主持者和参与者,是影响深远的“募役法”的主要创制者。在神宗支持下,韩绛和吕惠卿继续忠实地执行王安石确定的变法路线。
王安石罢相以后,新党出现分裂。五月,吕惠卿利用“提举市易司吕嘉问案”,使办理该案的三司使曾布和吕嘉问同时获罪并落职,致使“布出知饶州,嘉问出知常州”。韩绛虽然是正相,吕惠卿是副相,但吕惠卿的政治手腕非常高明,经常凌驾于韩绛之上,韩绛异常恼怒。当吕惠卿利用“郑侠案”株连王安国时,韩绛看到了他的狼子野心,吕惠卿不但想取代他,也想取代王安石成为变法真正的领袖,这也使神宗十分不满,韩绛趁机奏请皇帝召回王安石。
熙宁八年(1075年)二月,离开八个月的王安石重新回到权力中心,这使吕惠卿震惊和不安,八个月的执政经历,极大改变了吕惠卿的思想,他与王安石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,也很难再与王安石合作共事了,他不再是“小弟”,不再是服从者,觉得应该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价值。但王安石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势,废除了吕惠卿制定的手实法和田募差役法,使吕惠卿愤愤不平。当王安石打算实行“盐钞法”并废除交子时,吕惠卿表示反对;当王安石准备废除河北运米而行市易俵放之法时,他上奏论其不便。由于变法阵线出现裂痕,王安石变法的阻力越来越大,他身心憔悴,身体每况愈下。五月,吕惠卿弟弟吕升卿因事获罪,吕惠卿受到牵连被皇帝赶出京城。熙宁九年六月,王雱病逝,王安石极度悲伤,更觉老病无力,多次请辞。他感念神宗对他们父子的知遇之恩,希望能够帮助励精图治的年轻皇帝成就“盛德伟业”。他对神宗说:“今陛下复召用,臣所以不敢固辞者,诚欲粗有所效,以报陛下知遇。然投老余年,岂能久事左右?欲及时粗有所效,望陛下察臣用心。”神宗虽然体会到王安石的一片赤诚之心,但神宗还是顺势答应了请辞要求,从此以后王安石再也没有回到过神宗身边,在江宁忘情山水、潜心佛学,过着退隐生活。
钟山隐居 著书立说
王安石退居江宁,远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,著书立说,游山玩水,会亲访友,学佛参禅,尽情享受大自然风光。
王安石生性坦荡、豁达,即便命途多舛,始终不改君子之德。宋朝坐轿是常态,王安石贵为宰相也从不坐轿。回到江宁后,他先是骑马,马是神宗所赐,马死骑驴。他喜欢出游,夫人见他又老又病,要他“觅肩舆一乘”,他便雇了一个老兵为他牵驴。每次出游,他都是兴之所至,走到哪里是哪里,不到太阳下山不回家,所以夫人为他准备了一个布袋,一边装书,一边装饼。王安石为人随和,人缘很好,人们见到他都会热情打招呼:“相公去哪里?”这时,如果老兵在前,王安石就会说你们问老兵;如果老兵在后,他就说你们问驴。走着走着,累了,就找个地方坐下看书、休息;饿了,就拿出饼来,二人一驴分而食之。有时碰到野外劳作的农民午餐,农民会真诚邀请他们一起用餐,王安石也不客气,坐下便吃,吃完后便以饼回赠农民。
王安石尽管在钟山过着退隐生活,但丝毫没有减损伟大的人格魅力,慕名而来拜访的人不少,甚至以前政见不同的人也是常客。昔日相公而今日衰翁,令人恻然,但王安石达观、从容的风姿又令人感佩不已。元丰三年,苏轼从黄州转任汝州,途经江宁,特意前来看望王安石,见面那天,细雨蒙蒙,王安石早早来到渡口迎接苏轼。苏轼看到伫立在雨中白发苍苍的王安石,想起王安石的救命之恩,感动不已。他们二人在朝堂时曾为变法观点不同而针锋相对,但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受诬陷被捕入狱择期问斩之时,王安石挺身而出为其辩护,写书信呈皇上,曰:“圣朝岂能杀文士”,为中华民族保留了一位天才巨匠,也表现出了王安石的高洁人品。苏轼长揖告罪说:“今日子瞻敢以野服见大丞相。”这是一次美好的见面,两人化干戈为玉帛,心中的芥蒂早已无存,两人敞开心扉无所不谈,诗文,佛老,人事,国运……友谊在心底滋长蔓延,苏轼在《次荆公韵》诗中写下了对王安石的敬仰之情:“骑驴渺渺入荒陂,想见先生未病时。劝我试求三亩宅,从公已觉十年迟。”苏轼在江宁逗留了一个多月,才告辞北上,王安石望着他的船逐渐隐入天际,喃喃道:“不知更几百年,方有如此人物。”吕惠卿本来与王安石恩同师徒,却是把王安石伤得最重的人。但在江宁闲居的日子里,王安石对变法也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反省,许多事情都已想开看淡。当吕惠卿写信向他忏悔请求原谅时,王安石回信表示自己能够体会他这么做的缘由,并不怪他,但对于吕惠卿见面的请求,王安石婉言谢绝了。据说,吕惠卿在江宁等了五天,王安石没有见他,而且两人终身都未再见面。但王安石终究还是原谅了他,这是凡人难以做到的。由此可以看出,王安石的道德修养已经达到了圆融自由的境界。
王安石从公元1076年10月主动辞去相位,到1086年4月逝世,这10年间一直退隐江宁,不问政事,专注学问,一心向佛,无欲而刚的本性又使他心无所欲,心无所挂,看破红尘,但他又未真正皈依佛门。 性感可爱丝袜女郎高清写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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